自闭症的历史

里奥·坎纳首次描述的「异常行为」的特定模式也被称为「早期婴儿自闭症」。坎纳没有估计有多少人有这种情况，但他认为这种情况是罕见的（坎纳 Kanner, 1943）。

20多年后，维克多·洛特（Victor Lotter）在前米德尔塞克斯郡（county of Middlesex）发表了一项流行病学研究的第一项结果，研究对象是具有坎纳所描述的行为模式的儿童，得出的总体患病率为每10000名儿童5例（洛特 Lotter, 1966）。

1979年，洛娜·温（Lorna Wing）和朱迪思·古尔德（Judith Gould）在前伦敦坎伯韦尔区已知有特殊需求的儿童中调查了自闭症（由里奥·坎纳定义）的患病率。他们发现，在智商低于70的人群中，这种综合症的患病率接近万分之五，与洛特发现的比率非常相似。除了有坎纳综合征的儿童，温和古尔德还发现了更大的一群儿童（每10000人中大约有15人）在社交、沟通和想象力方面有困难，还有重复刻板的活动模式（他们称之为「三合一」障碍）。

尽管这些儿童不完全符合坎纳所描述的早期儿童自闭症（或典型自闭症），但他们被描述为更广泛的「自闭症谱系」。在坎伯韦尔的研究中，所有有特殊需要的自闭症儿童的比例约为每10,000名儿童中有20名（温和古尔德, 1979）。这与吉尔伯格 Gillberg 等人（1986）在瑞典哥德堡所发现学习障碍儿童的比率非常相似。

不同国家的其它研究也探索了自闭症和自闭症儿童的数量（但不是整个谱系），研究结果显示其范围为每1万人中有3到60个。这巨大的差距可能是定义或病例查找方法的差异所致（温和珀特 Potter, 2002）。

1944年，维也纳的汉斯·亚斯伯格（Hans Asperger）（关于他曾为纳粹军官的前科，历史的新证据最近被披露，并引发了一场巨大争论）发表了一篇文章，描述了与坎纳自闭症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儿童，但他们的能力，包括语法语言能力，达到了平均或更高水平。关于亚斯伯格综合症和坎纳综合症之间的确切关系一直存在争论，但无可争议的是，它们有共同的特点，即社会交往、沟通和想象力障碍以及狭隘的、重复的活动模式（Wing, 1981; 1991）。

1993年，斯蒂芬·埃勒斯（Stephan Ehlers）和克里斯托弗·吉尔伯格（Christopher Gillberg）发表了在哥德堡进行的一项更深入研究的结果。这项研究调查了主流学校的孩子，目的是探索智商在70或以上的儿童中，亚斯伯格综合症和其它自闭症的发生比例。从所确定的儿童数量中，确定为亚斯伯格综合症的儿童每1万人中有36人，有社交障碍的儿童每1万人中有35人。这些孩子的老师之前已经发觉社会和/或教育差异的影响，但一直未能找到这些差异的原因。

30多年来，爱丁堡的苏拉·沃尔夫（Sula Wolff）一直在研究在社交方面有困难，但不属于「三合一」障碍的儿童。这些孩子代表了自闭症谱系中最「微妙」的一端，大多数人成年后生活独立，其中许多人结婚，有一些人表现出特殊的天赋。苏拉·沃尔夫认为，包括她所描述的儿童在内，总数为每10000人中有71人。

2005年，国家统计局对英国儿童和青年心理健康的调查发现，自闭症发生率为每1万人中有90人（格林 Green 等，2005年），未再细分为自闭症、亚斯伯格综合症或其他自闭症谱系。

2006年，吉莉·安贝尔德（Gillian Baird）和她的同事发表了一份相关族群的数据研究报告，调查了南泰晤士地区9–10岁儿童的人口，依据ICD-10标准诊断。结果显示「儿童自闭症」者为万分之9，其他自闭症谱系人士的比率为万分之77.2，总体数字为万分之116（拜德等人 Baird et al, 2006）。

「成人精神疾病发病率」调查是监测英格兰精神健康趋势的主要数据来源。2007年，该研究首次将自闭症纳入研究范围，发现研究对象中1%为自闭症人士（布鲁格哈等人 Brugha, T. et al, 2009）。后续研究结合更密切的观察，发现英格兰约1.1%人口为自闭症者（Brugha, T. 等人, 2012年）。

美国自闭症和发育障碍监测网络在2008年观察了14个州的8岁儿童，发现这些州的自闭症诊断率为1/88，男孩是女孩的5倍左右（自闭症和发育障碍监测网络2008年调查，2012）。

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公布了2011–12年对6–17岁儿童父母进行电话调查的结果，报告显示自闭症人士为1/50（布鲁姆伯格等人 Blumberg, S.J. 2013）。2001年至2007年间，斯德哥尔摩一项针对0–17岁居民的研究发现，诊断率为千分之五，与西欧其他研究结果相似（依登等人 Idring et al, 2012）。

在韩国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自闭症在该国的存在率较高，为2.64%。研究人员发现，三分之二的自闭症者都是主流学校的学生，之前从未被诊断过（金等人 Kim et al, 2011）。研究人员比较过去几年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研究，得出了一个更为保守的估计，即万分之62，并预期这个数字还会随诊断标准扩大、认识提高而继续增加（艾沙巴合等人 Elsabbagh M. et al, 2012）。